過去幾年，境外礦產勘查成敗的經驗和教訓，是一筆寶貴財富。對其進行總結，對引導國內勘查理念的轉型，對境外勘查的再次崛起，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近幾年，境外勘查的失利，遠遠多于成功。失利的原因，可以歸于以下三種情況。一是找不到礦。好異常，好設想，打下去就是不見礦，這是可以理解的技術風險。二是評價礦床的指標使用不當。以國內幾十年不變，放之四海皆用的一般工業指標開展勘查。找到的資源量不經濟，不可開發，成為境外礦產勘查的最常見的敗局。三是找到了經濟礦床，其礦產品生產成本、礦山資本投入指標，也很有競爭力。但因環保、社區、法律、政治因素，或不可開發，或權益丟失。
現在，很有必要矯正一下習以為常的勘查成敗觀。傳統的理解，按國內規范的礦床工業指標的一般要求，圈出了礦體，就算勘查成功。找到的礦床規模越大，成績也越大。多年來，我們就是這樣，以斤兩數定成績。那么，還有沒有其他更重要的內涵，值得我們去關注呢？改革開放初期，必和必拓來中國投資勘查，目標是尋找世界級的鉛鋅礦床。對于中方所問，找到多少萬噸鉛鋅算是世界級，外方竟然搞不懂，也不理解我們的“礦床規模”的含義。他們給出的解釋為：一是礦要足夠大，能夠形成大的礦山產能，在世界上有知名度；二是生產成本，在國際市場上，要有足夠的競爭力，在幾十年礦山壽命期內，能抵御各類風險的沖擊；三是礦山建設，單位產能的資本投入，要有比較優勢。
境外礦產勘查成功，表現在以下四方面。首先，用你的找礦設想和探礦權，打動了勘查投資者。籌集到了風險勘查資金。其次，探獲了CRISCO體系承認的資源量/儲量。從而獲得了在境內外進一步籌融資，商業并購的通行證。第三，通過出售轉讓勘查成果的權益，使礦產勘查投資者及時獲得回報，而不是在最終礦山投產之后。第四，探獲了生產成本、資本投入指標合格的礦床。
境外礦產勘查失利根本性原因
到境外勘查，造成失利最主要原因，筆者認為有兩條。
第一， 把境外礦產勘查當成做項目，脫離礦產勘查經營的投資決策，習慣于按國內做項目的程序運作。到境外開展勘查，不是做項目，而是開展礦產勘查的國際化經營，一定要有商業經營的理念。要遠視礦產開發，融入勘查資本市場和商圈，研究經營風險，預設勘查贏利的途徑。經營境外礦產勘查，除找礦潛力是境外礦產勘查投資決策的首要條件外，還要考慮其他的決策條件。一個常見的誤區就是，找礦潛力占的權重過大，對其他因素考慮不夠，甚至未予考慮。
第二，評價礦床的視角發生偏差，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境外勘查，普遍以國內的礦床工業指標一般要求圈定礦床。例如，在剛果銅帶以外200公里，找到了銅品位0.90%，埋深350米的硫化礦，這個礦，放到國內長江中下游銅礦帶上，肯定是個好礦。但在該銅帶上，各礦業公司采用的地下開采的邊界品位，一般為銅1%，實際開采品位多在2%以上。找到這個沒有基礎設施，地下開采的銅礦，是否算勘查成功，就要打問號了。問題出在對礦床工業指標一般要求的過度使用。只重視礦床的大中小，忽視概略性經濟研究，對評價礦床采用什么邊界品位，缺乏具體國家、具體環境的論證。很多境外勘查項目發現的礦床，生產成本、資本投入的指標都不及格，為追求更大的資源量和礦床規模，在潛在經濟價值概念的誤導下，卻在持續無效地投入。
境外礦產勘查應注意的問題
筆者認為還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關注。
一是對大宗礦產的風險勘查，帶有一廂情愿的盲目性。對大宗礦產品的巨大需求，引發了到境外開展鐵礦石、鉀鹽等的勘查熱潮。這些低值的大宗礦產品，必須要有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的物流條件支撐，才能得以開發。境外許多大宗礦產的礦床是早已發現了的，資源并不緊缺。如加拿大瑪麗河鐵礦，該礦發現于1932年，鐵品位66%，露采。鉆孔控制250米深，資源儲量8.68億噸，區內遠景大于60億噸。該礦一直未能開發，前兩年因鐵礦價格飆升，這個沉睡了80年鐵礦，才進入了投資者的視野。類似的巨型富鐵礦很多，只要有市場需求，開展勘探，即可投入開發。現在，全球風險勘查投資，幾乎沒有大宗礦產的份額。
二是對原住民、非政府組織、政府作用的誤判，是境外勘查失利的又一原因。取得原住民社區對礦產勘查的支持，是境外礦產勘查中的一個大難題。很多情況下，原住民不是用錢就可以搞定的。境外礦產勘查，按國內的思路和行為方式，常常低估，甚至忽視協會、工會和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卻過分重視政府的作用。在發達國家，政府的推動作用，十分有限。發展中國家政府，由于其不穩定性和貪腐低效，對境外礦產勘查，支持和傷害都有，是把鋒利的雙刃劍。
三是境外礦產勘查投資，有時會遇到一些資源潛力大，品位高，價格便宜的好項目。由于我們不會利用當地中介，對打引號的“好項目”背后的故事不知情，進入以后才發現，氣候、社區、環保、資料、法律糾紛等諸多問題。概略性研究的結果是，生產成本、資本投入都不及格。“好項目”的故事，再也不能繼續演繹下去了，以失敗告終。
四是境外礦產勘查與開發脫節現象比較普遍。沒有評估開發條件，就大力推進勘查，一味追求找大礦。資源量巨大，卻無法形成產能。不達產，虧損態，處境尷尬，進退維谷。過去國內勘查與開發的銜接，是通過地礦系統與各工業部門的協同配合來完成的，隨著工業部門的撤銷，若還是財政出資勘查，就會形成地勘部門單打獨斗的局面。在境外勘查，這種脫節現象就更加凸顯。
五是被過多的探礦權拖累。從國內的思維方式出發，把探礦權數量多少，總面積大小，看成為資產、實力和業績的重要標志。因為維護探礦權要花很大代價，應把有限的勘查資金，投入到最有找礦潛力的礦權區。探礦權過多，所占礦權與公司資金技術和管理實力不匹配，只能說明這家勘探公司缺乏旗艦項目，經營水平不高。過多的探礦權，勢必成為經營礦產勘查的拖累。
六是，實施境外礦產勘查時，習慣按國內的方式運作。集投資商、運營商、承包商于一身。一切自己干，不適應勘查的專業化分工。實踐證明，這不是一個適合境外勘查經營好的選擇。勘探公司高管的精力要集中在找礦上。小而全的運作模式，犧牲了效率，分散了技術和管理團隊的精力，影響了找礦的突破和勘查經營活動。
境外礦產勘查該如何避開誤區，提高成功率
上世紀90年代，在中國投資的國外勘查公司，最多時達百多家，現在只剩下了屈指可數的幾家。除了全球勘查市場起伏，國內勘查投資條件變化等因素外，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這些國外公司，不了解中國礦產勘查市場，只知國際慣例，不了解中國勘查的商業文化和運作規則，患了水土不服之疾，鎩羽而歸。同理，把國內勘查運作思維方式，運作模式，商業文化理念搬到境外，是重蹈國外勘查公司來中國投資失敗覆轍的重要原因。
由于在盡職調查上，沒有依靠專業的中介和技術服務。舍不得投入資金和時間，造成盡職調查的缺項，概念化，不夠專業，做表面文章，在千變萬化的國外環境中，缺乏應對措施和預案，是導致勘查投資失利的重要原因。
礦業低迷期，是否要堅持境外礦產勘查的投資
2016年的礦業市場，已出現回暖的跡象。具有礦業晴雨表作用的標準普爾全球礦業指數，結束了5年來連續陰跌的走勢，開始向上。勘查市場也出現了一些積極的動向，勘查公司股價上揚，勘查融資有所松動，勘查公司并購有所增加。勘查市場相對于礦產品市場，有一個約一年的慣性滯后，2016年，全球的礦產勘查投入，還將繼續下滑，到2017年，才有可能回升。國內礦產勘查市場，由于地勘業改革的滯后，礦產資源法律法規的補丁化、碎片化，財政資金的逐步退出，社會資金投資意愿低下，勘查產能過剩，勘查產品積壓。國內勘查市場的回暖，將比境外延遲一段時間。
礦產勘查回暖，再次崛起的機遇在境外。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各行各業，都把目光瞄向了世界市場。地勘業也不應例外，不僅要立足于國內，而且應當面向全球的礦產勘查市場。中國除了部分小礦種和煤礦以外，礦產資源稟賦存在缺陷，缺乏市場的競爭力。由于國內勘查區居民的環境意識提升，礦業對稅收就業、GDP數據的拉動，對地方政府的吸引力減少，環保安全的擔憂卻在加大，使國內勘查投資環境日趨收緊。我國有全球最大的找礦勘查隊伍，有限的找礦的區域，已容納不下2340家地勘資質單位，勘查產能嚴重過剩。值此礦產勘查業的低潮期，礦產勘查應向何處去？面對新的礦業周期，礦產勘查業路在何方？那就是，我國的礦產勘查業，必須堅持境外礦產勘查的方向，融入全球的礦產勘查市場。
值此勘查市場轉折期，來談境外礦產勘查開發，想從一個失之交臂的案例談起。蒙古國的奧尤陶勒蓋銅礦，距中蒙邊界80公里，探明銅儲量3119萬噸，現已形成年產50萬噸銅的生產能力。2002年10月，那是一個礦業的寒冬，沒有一家中國公司愿意出手，對這個信息，得到的答復是：“眼下我們就過不去，請您不要再和我們談境外發展戰略了。”三年以后，礦業復蘇，全球礦業高潮到來時，中國公司又蜂擁而去，但為時已晚，加上處置失當，失去了機會。礦產勘查開發投資的機遇，往往在礦業的低潮期。在礦業瘋狂期，才去境外勘查追高，其結果大多不妙。現在，境外有很多質高價低的勘查項目，在等著我們。應抓住礦業咋暖還寒的機遇期，發揚屢敗屢戰的精神，堅持境外礦產勘查。
礦床學教科書，開宗明義就指出：“礦床是地質作用形成，符合當前經濟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可被利用的有用礦物堆積體。”全球頂級的礦業大學，科羅拉多礦業學院，有句名言刻在學校的墻上：“能賺錢的石頭才是礦。”CRISCO國際儲量標準，明確地指出，不僅要滿足開發的技術要求，而且要求經濟可行，并得到社區環保法律認可，都能通過，才能算是儲量，才是賺錢的石頭，才能算是礦。也就是說，不能賺錢的所謂的“礦”，就只是石頭。境外礦產勘查失利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淡忘了何為礦。國內的礦產勘查，也大量存在同類問題。
反思境外礦產勘查，反思什么呢？就是要回歸找礦者的初心，一句話，去找賺錢的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