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很多人對于中國制造業的印象是“大而不強”。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成本的高企，制造業出現了“孔雀東南飛”的現象。眾多制造企業開始布局東南亞。中國經濟仍然處于趕超階段，制造業的持續發展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條件。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人們不免擔心中國還能不能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并最終成為高收入國家。因此，對制造業升級的觀察可以為判斷我國經濟增長潛力提供重要依據。由于生產率較高的制造業企業傾向于選擇國際市場（Melitz, 2003），制造業的出口反映了制造業技術的前沿。此外，中國工業部門出口產值在整個工業增加值中占七成比例，且出口數據質量較高。基于這些考慮，張斌、王雅琦和鄒靜嫻（2016）使用制造業的出口數據，從產品和生產鏈兩個層面，來透視中國制造業的升級情況：

　　僅看最終產品不能客觀評價中國制造業的生產能力

　　首先來看近年來中國主要都出口了哪些產品。利用2000-2014年的中國海關數據，可以發現：2000年，中國出口額前五位的產品分別是電機設備、鍋爐、服裝及衣著副品以及玩具；2014年，出口額前五位的產品基本沒有變化，為電機設備、鍋爐、家具、非針織服裝、針織服裝。十余年來，中國重要出口產品的種類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

　　以上出口額最大的產品都不是高技術產品，那么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有沒有什么變化呢？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在總金額中的占比在經歷2000-2005年的較快增長后，基本穩定在29%左右。雖然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額占比保持了穩定，但同樣是出口，背后的故事并不一樣，代表的出口制造業的“功力”也不同。

　　有沒有什么指標可以比較全面地反映一國出口產品的質量呢？Rodrik（2006）設計了一個叫做“出口復雜度”的指標來對一國的總體出口質量進行衡量，一個好的指標應該能夠靈敏地體現我們所認可的基本邏輯：出口產品的質量應該和收入水平呈正相關，即人均收入高的國家出口高技術產品，而人均收入低的國家出口低技術產品。2000-2006年間，中國出口復雜度年均增速3.8%;2010-2014年間，中國出口復雜度年均增速為2.5%。

　　綜上，中國出口的大類產品結構和高新技術產品份額保持穩定，出口復雜度在金融危機后的提升速度要低于危機之前。從最終產品層面來看，中國制造業似乎升級乏力。然而，中國制造業緊密融合在全球分工之中，僅僅看最終產品，而忽略中間品的信息，無法對中國制造業的生產能力做出客觀的評價。

　　出口附加值率在金融危機階段顯著上升

　　為了更加科學地評價中國制造業的生產能力，應該把中間品的生產能力也考慮在內。單位出口產品的附加值率可以用來衡量每單位出口產品中有多大比例來自國內，如果出口一單位產品的中間品進口下降，則說明中間品生產有了更高的國際競爭力。根據張斌、王雅琦和鄒靜嫻（2016）的測算，2000-2014年間，中國的出口附加值率從69.1%上升到84.3%，其中加工貿易出口附加值率從56.3%上升到77.9%，一般貿易出口附加值率從85.8%上升到88.9%。分階段來看，金融危機前的2000-2006年、金融危機階段的2007-2009年、后危機階段的2010-2014年，年均出口附加值率分別上升0.69、3以及0.75個百分點。

　　金融危機階段的出口附加值率顯著高于之前和之后的時期，這一現象值得進一步探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對加工貿易貨物監管辦法》的定義，加工貿易是指經營企業進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輔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裝物料、經加工或者裝配后將制成品再出口的經營活動。我國對加工貿易所有進口料件免收進口關稅，對所有出口成品免收出口稅與增值稅。根據戴覓、余淼杰和Madhura Maitra（2014），加工貿易企業的生產率顯著低于一般貿易企業和非出口企業。金融危機階段，出現了兩方面的顯著變化：一是出口附加值率更低的加工貿易占總出口的比例下降，二是加工貿易的附加值率顯著上升。這兩方面變化共同促成了金融危機期間出口附加值率的上升。

　　對這一現象，有兩種可能解釋。第一，從外部環境來看，金融危機導致的外需下降對加工貿易出口型企業帶來了巨大壓力，低技術和低附加值企業破產退出。第二，2007年7月1日開始實施新的出口退稅政策，顯著下調出口退稅的幅度，對低技術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貿易企業造成了不小的打擊。此外，將出口附加值率的變化分解為行業內變化和行業間變化，發現出口附加值率的上升基本來自于行業內效應。這說明中國制造業企業更加注重對進口中間品的替代，而非出口新的產品。

　　制造業升級的初步證據：研發和出口產品質量

　　近年來我國出口產品結構保持穩定，而僅包含最終產品信息的出口復雜度在金融危機后增速放緩，這些似乎都傳遞了關于制造業產業升級的不利信息。然而，把中間品生產能力考慮在內，使用更為全面的出口附加值率指標，可以發現，金融危機階段出口附加值率實現了顯著躍升，其原因可能在于低附加值低生產率的企業在不利的內外部環境中遭到淘汰，出口企業改變自身行為，加大了對進口中間品的替代力度。當然，出口附加值率的上升并不必然等于制造業的產業升級。拋開匯率和外國直接投資等因素不談，如果僅僅是淘汰了一些生產能力較低的企業，而存活企業的生產能力并未得到改善，這樣實現的附加值率上升并不能說明我國在制造業生產上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雖然非常嚴格的實證研究還有待進行，我們可以從研發和出口產品質量的情況獲得一些支持制造業升級的初步證據。

　　全國高技術產業研發經費從2000年的114億元上升到2014年接近2000億元的水平，有效發明專利數從2000-2006年期間的年均1116件激增到2010-2014年期間的年均24440件。IMF公布的出口質量指數從2008年開始有顯著的上升。雖然這些現象不能為證明制造業升級是否發生提供直接的證明，不過研發的增加和出口產品質量的上升至少傳遞了積極的信息。